第186章 炼钢和海运
钱谦益到南直隶三个月后，新政推行成果已经相当可观。
崇祯在此期间又追加命令，把钱谦益巡抚监察范围扩展到浙江。
南直隶和浙江合起来可算整个大明最富庶繁华的地区。
这三个月里，两省已经征收的各项税收包括酒、茶、盐以及其他各项坐商税、营业税、资产税除去存留当地，向朝廷解运的合计便起来已有四千六百万两白银。
江南各地的富家豪门奢侈挥霍的景象也大大收敛。
这实际上意味着更多的人力物力，能被朝廷所调动，能更多投入在武器制造,保障军队供应方面。
苏杭历来就是整个大明能工巧匠最为密集的地区。
原本这些能工巧匠大多是把聪明才智和心血投入在满足富人猎奇和奢靡的需要上。
各种楼阁花园、饮食器具、家具陈设、观赏玩物的做工都极尽精巧之能事。
而在新政推行后，这方面的需求急剧减少。
许多高手匠人转而研究武器机关、刀枪剑戟、盔甲火器之上。
武器制造业规模扩大又推动钢铁冶炼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大明时期兴起的苏钢冶炼法是炼钢技术的巨大进步。
最早有嘉靖时唐荆川记载在《武编》之中。
所谓苏钢冶炼，实质就是把生铁板加热融化，再淋入熟铁之中，锻造后成为几乎不含渣的高碳工具钢。
西方到了十八世纪才有类似的技术，根据一些西方人的记载,甚至到十九世纪时他们在清代看到用这种苏钢冶炼技术生产的中国钢铁的质量都相当不错。
如一八八二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说中国山西所用的钢，一部分从芜湖和汉口购进,一部分是从欧洲进口。但欧洲的钢相比之下过脆。
而苏钢冶炼当时最大的生产基地就在南直隶太平府芜湖县，尤其以濮万兴钢坊规模最大。
原本濮家钢坊设在芜湖县城西郊的濮家院内，后来规模扩大，又在芜湖县的七更点建立总作坊，把濮家院当成东作坊。
如今芜湖县的大钢坊，除了濮万兴钢坊之外，还有从南京搬迁到芜湖的葛永泰和马万盛两家。其他中小钢坊更是不计其数。
可以说芜湖县是大明嘉靖后发展起来的以冶炼钢铁为主业的城市。
这芜湖的资源条件和交通条件有密切关系。
芜湖附近产铁，产木炭，而水运交通又四通八达，周围城市又能提供大批高水准的熟练炼钢工人。
因此就形成了聚集效应。
大明战时新政的推行，对各类兵器乃至火器的需要急剧增长，导致对优质钢铁的需求也成倍增长。
明代钢铁税收一直相当轻微，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
战时新政虽然有加强对钢铁冶炼行业查核监管的规定，但崇祯和阁臣商议后，为了刺激钢铁业的发展,对钢铁冶炼依旧维持轻税政策。
朝廷不到必须时，不会采取无偿征用钢铁产品的措施，仍旧是用财政收入购买私营钢铁的产品，前提当然是质量要有保障。
不过虽然需求急剧增加，许多从事其他行业的工匠和商人也都纷纷加入钢铁行业。
但优质钢铁的产量，短时间内却是无法做到快速增加的。
苏钢冶炼对工匠的经验技术的要求相当高，需要工人凭经验查看抹钢炉的火色，利用鼓风缓急来调节炉温和快慢。
尤其依赖于许多父子和师徒历代单传的技术秘密，掌握这些技术秘密的工匠，能冶炼出更优质的钢铁，如果没有掌握，那就很难炼制出同等质量。
钱谦益深知扩大优质苏钢的生产规模，对大明的意义。
他决心打破历来固守的行业藩篱。
为此亲自去芜湖县走了一趟。
在芜湖县的察院中，把几大主要钢坊的老板都召集起来。
让濮家、葛家和马家的钢坊，把自己掌握的冶钢技术诀窍和历代累积的经验都公布出来，整理成书，同时在南直隶各地开办炼钢技术学校，招收聪明伶俐又能吃苦的贫苦子弟做学员，系统学习冶钢技术。文化方面的教师由一般的生员担任，技术方面则征集一些经验丰富，但年老体衰，无力冶钢的老工匠来传授。
这样的话，高技术工匠的成长会更迅速，数量也更多。
濮、葛、马三家的钢坊老板都面有难色。
行业机密，那是他们吃饭的本钱，在竞争中压倒同行的看家宝，要他们这么公布出来，无异于割他们的心头肉。
钱谦益劝导他们，他们的钢坊有如今规模，已经从过去密不外传的技术中获利甚多，何必贪心不足、
躺在过去掌握的技艺上，只是靠保密获利，无异于不思进取。
现在掌握的技术诀窍即便公布出来，让天下其他同行都学会。
只要他们愿意利用现有雄厚财力进行研探，设法在管理和技术上，再有新的创制，何愁不能继续保持优势？
此后再创制出新的技术诀窍，朝廷会允许他们有十五年的专享之利。
当然钱谦益也知道，仅靠道理说服，未必能打动这些老板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看家秘密贡献出来。
他在来芜湖之前，已经上疏朝廷，取得崇祯同意。
凡是能贡献出有价值的冶钢技术诀窍，朝廷可封为伯爵。
若是对钢铁冶炼质量和规模的贡献，是大规模提高，可封为侯爵，乃至公爵。
而直接发明某项技术的工匠可授予格理院翰林学士正六品的官衔。
在居住当地，可建造相关表彰性的牌坊，流芳百世，子孙尊荣。
提到把行业经验和秘密贡献出来，可以获得封爵的奖励，还可以有官职，有牌坊。
而获得封爵封官的冶钢家族，即便家道中落，以后也可以向朝廷申请从钢铁税收里领取部分作为生活补助，包括读书求学的资助，不至于彻底穷困潦倒。
这些钢坊老板终于大为心动。
毕竟他们赚钱，追求的也不仅仅是挥霍享乐，也是希望以此能获得世人之尊敬礼遇。
既然贡献出行业经验，就能获得官爵，受人尊崇，而且子孙后代的生活也能有保障。
那又何必死守陈腐陋规呢。
于是纷纷表示，朝廷既然有此需要，他们自然义不容辞，加以配合。
钱谦益露出满意的微笑。
他预计这个措施在南直隶试点成功后，可以向全国推广。
谷姶/span很快优质钢铁的产量就会有迅速增长。
水涨船高，在钢铁质量普遍提高的基础上，这些从业者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自然会再设法研究出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来。
对冶钢业的这番鞭策革新初见成效后，钱谦益又对弓弩制作、刀剑矛叉的制作、鸟铳火炮的制作采取类似办法。
意图就是提高质量，扩大产量，确保大明生产的武器质量和数量对敌人都有碾压性的优势。
而江南独步天下的能工巧匠自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原先获取暴利的是制作那些给富人显摆生活品味格调的各种高档用品器具。
而现在能获取暴利的则是各类武器制作。
武器行业其实也可细分成不同档次。
从普通市民都能买得起的大规模制作的普通品，到富人定制的高档品，这期间的价格差距自然是相当巨大的。
普通武器获利关键是薄利多销，想办法在保证一定质量的基础上，尽可能提高生产效率，扩大规模是关键。
而高档品则是不惜工本代价，质量越高越好。
但这两档也不是完全隔绝的。
有些聪明的工匠和商人，在长期制作中，能发现一些巧妙的办法诀窍，让原本属于高档质量的武器生产，也常规化，规模扩大化。
这样的工匠和商人，就能打败竞争对手，获取利益就会更多。
逼得高端品的制造工匠，想出更多提高档次的办法。
对朝廷来说，自然是乐于看见这样的情形发生。
崇祯看到钱谦益的奏疏报告，大感欣慰。
他知道，这意味着大明原本浪费在各种富人花天酒地的财富和人力物力，现在正在源源不断的注入到钢铁冶炼和武器生产领域。
武器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不是停留在一个阶段，而是不停的进步。
江南之地的工匠的水平，岂是建夷那边的工匠所能比肩的。
当然建虏的工匠基本也都是原先辽东汉人工匠。
但辽东比起江南来各方面水平毕竟要落后许多，工匠技艺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大明的机器运转一到上了轨道，武器质量这块对建夷形成碾压性的优势是不成问题的。
新政落实推广后，向北方运送更多的物资，包括粮食、武器等等的紧性也增加了。
钱谦益想到了海运问题。
如果能振兴海运，甚至逐步用海运代替河运，那带来的巨大利益是多方面的。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钱谦益自己心血来潮才想到的。
明代早就有不少大臣提出过应该用海运代替漕河运输。
这其中以弘治时期担任过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一代名臣丘浚的观点最为鲜明。
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论述了海运多方面的好处。
首先是更节省运输经费。
丘浚说，河运比陆运可以减少运费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而海运比陆运可以减少运费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那也就是海运比起河运来至少节约运费一半多。
而且使用海运，南北货物的来往运输，就可以不再受制于运河拥挤堵塞，南北货物更加畅通无阻，必然让国家更加富裕。
用丘浚的原话是：“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
针对质疑海运者渲染的海上风波险恶，容易飘溺失事，造成更大损失。
丘浚用元史中记载的历年海运数据统计论证，海运造成的货物和粮食的损失其实要小于河运的损失。认为海运就会损失更大，只是想当然而已。
更何况海运带来的好处，不仅是粮食和货物运输更畅通，还能通过海运能培养出大量熟练的航海人才，造船人才，也可以让国家拥有一支现成的海上力量。
把熟悉海运的士卒转换成海上作战的军队，也很容易。
丘浚将海运的重要性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他说“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
钱谦益对丘浚的这些议论深有同感。
他把丘浚关于振兴海运的议论附在奏疏里上报朝廷，请求朝廷批准，准许江南从少至多，逐步用海运代替部分漕运。
甚至一些运送往东江镇诸岛，运送往鲜国的物资和军器，可以不再先由河运至北方，再转海运。
而是直接从太仓出发，走海路往北运往东江，这样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对东江镇的支援会更加迅速得力。
等到海运规模扩大到足以取代原先所有河运之时，朝廷也就拥有了一直现成的强大海上力量，拥有了规模可观的航海人才。
以后不仅是南直隶的物资可以通过海运向北向南输送。
包括福建、广东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也都可以直接发船从海路运往北方。
等朝廷海运力量足够壮大，在海上就不必完全依赖于郑芝龙的势力，对郑芝龙也可以更有效的控驭。
而海运规模不断扩大，以后若是大明内地人口过密，也可设法从海上搬运至海外各地。
钱谦益特别说道，他看李之藻和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海外实有大量旷地，尽可安居，如吕宋、马大音、亚来沙、实利百松等大岛固然是如此，更不必说还有南北亚墨利加这等土地肥沃，地广人稀之所。
若是大明发生灾荒，流寇作乱，朝廷有好生之德，尽数诛灭，未免不仁，放而不杀，则这些人已经抢掠成习，乱性已成，又难以安居，反成百姓之累。
若是招安之后，再将此辈放逐至海外旷地，既可保全其生路，又可断绝乱源，还可散播华夏苗裔于海外，别开天地，岂非一举多得。
崇祯朱由检接到钱谦益的报告后，大为激赏。
有些意见看来不必自己这个穿越者多说，这个时代的明人便已经有了类似的想法了。
对这样的主张，不必多说，自然要全力支持。
于是他当即批示钱谦益的意见甚为合理，南方以海运逐步代替漕运之事，就有钱谦益主管。
恰好汪汝淳本身也是在海上经商多年，对海运有经验，就任命汪汝淳为此事提督。
至于原先负责漕运的士兵和税收，自然也不宜让他们失业。
好在河运和海运都和船有关，这些人稍加训练，也能用在海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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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在此期间又追加命令，把钱谦益巡抚监察范围扩展到浙江。
南直隶和浙江合起来可算整个大明最富庶繁华的地区。
这三个月里，两省已经征收的各项税收包括酒、茶、盐以及其他各项坐商税、营业税、资产税除去存留当地，向朝廷解运的合计便起来已有四千六百万两白银。
江南各地的富家豪门奢侈挥霍的景象也大大收敛。
这实际上意味着更多的人力物力，能被朝廷所调动，能更多投入在武器制造,保障军队供应方面。
苏杭历来就是整个大明能工巧匠最为密集的地区。
原本这些能工巧匠大多是把聪明才智和心血投入在满足富人猎奇和奢靡的需要上。
各种楼阁花园、饮食器具、家具陈设、观赏玩物的做工都极尽精巧之能事。
而在新政推行后，这方面的需求急剧减少。
许多高手匠人转而研究武器机关、刀枪剑戟、盔甲火器之上。
武器制造业规模扩大又推动钢铁冶炼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大明时期兴起的苏钢冶炼法是炼钢技术的巨大进步。
最早有嘉靖时唐荆川记载在《武编》之中。
所谓苏钢冶炼，实质就是把生铁板加热融化，再淋入熟铁之中，锻造后成为几乎不含渣的高碳工具钢。
西方到了十八世纪才有类似的技术，根据一些西方人的记载,甚至到十九世纪时他们在清代看到用这种苏钢冶炼技术生产的中国钢铁的质量都相当不错。
如一八八二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说中国山西所用的钢，一部分从芜湖和汉口购进,一部分是从欧洲进口。但欧洲的钢相比之下过脆。
而苏钢冶炼当时最大的生产基地就在南直隶太平府芜湖县，尤其以濮万兴钢坊规模最大。
原本濮家钢坊设在芜湖县城西郊的濮家院内，后来规模扩大，又在芜湖县的七更点建立总作坊，把濮家院当成东作坊。
如今芜湖县的大钢坊，除了濮万兴钢坊之外，还有从南京搬迁到芜湖的葛永泰和马万盛两家。其他中小钢坊更是不计其数。
可以说芜湖县是大明嘉靖后发展起来的以冶炼钢铁为主业的城市。
这芜湖的资源条件和交通条件有密切关系。
芜湖附近产铁，产木炭，而水运交通又四通八达，周围城市又能提供大批高水准的熟练炼钢工人。
因此就形成了聚集效应。
大明战时新政的推行，对各类兵器乃至火器的需要急剧增长，导致对优质钢铁的需求也成倍增长。
明代钢铁税收一直相当轻微，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
战时新政虽然有加强对钢铁冶炼行业查核监管的规定，但崇祯和阁臣商议后，为了刺激钢铁业的发展,对钢铁冶炼依旧维持轻税政策。
朝廷不到必须时，不会采取无偿征用钢铁产品的措施，仍旧是用财政收入购买私营钢铁的产品，前提当然是质量要有保障。
不过虽然需求急剧增加，许多从事其他行业的工匠和商人也都纷纷加入钢铁行业。
但优质钢铁的产量，短时间内却是无法做到快速增加的。
苏钢冶炼对工匠的经验技术的要求相当高，需要工人凭经验查看抹钢炉的火色，利用鼓风缓急来调节炉温和快慢。
尤其依赖于许多父子和师徒历代单传的技术秘密，掌握这些技术秘密的工匠，能冶炼出更优质的钢铁，如果没有掌握，那就很难炼制出同等质量。
钱谦益深知扩大优质苏钢的生产规模，对大明的意义。
他决心打破历来固守的行业藩篱。
为此亲自去芜湖县走了一趟。
在芜湖县的察院中，把几大主要钢坊的老板都召集起来。
让濮家、葛家和马家的钢坊，把自己掌握的冶钢技术诀窍和历代累积的经验都公布出来，整理成书，同时在南直隶各地开办炼钢技术学校，招收聪明伶俐又能吃苦的贫苦子弟做学员，系统学习冶钢技术。文化方面的教师由一般的生员担任，技术方面则征集一些经验丰富，但年老体衰，无力冶钢的老工匠来传授。
这样的话，高技术工匠的成长会更迅速，数量也更多。
濮、葛、马三家的钢坊老板都面有难色。
行业机密，那是他们吃饭的本钱，在竞争中压倒同行的看家宝，要他们这么公布出来，无异于割他们的心头肉。
钱谦益劝导他们，他们的钢坊有如今规模，已经从过去密不外传的技术中获利甚多，何必贪心不足、
躺在过去掌握的技艺上，只是靠保密获利，无异于不思进取。
现在掌握的技术诀窍即便公布出来，让天下其他同行都学会。
只要他们愿意利用现有雄厚财力进行研探，设法在管理和技术上，再有新的创制，何愁不能继续保持优势？
此后再创制出新的技术诀窍，朝廷会允许他们有十五年的专享之利。
当然钱谦益也知道，仅靠道理说服，未必能打动这些老板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看家秘密贡献出来。
他在来芜湖之前，已经上疏朝廷，取得崇祯同意。
凡是能贡献出有价值的冶钢技术诀窍，朝廷可封为伯爵。
若是对钢铁冶炼质量和规模的贡献，是大规模提高，可封为侯爵，乃至公爵。
而直接发明某项技术的工匠可授予格理院翰林学士正六品的官衔。
在居住当地，可建造相关表彰性的牌坊，流芳百世，子孙尊荣。
提到把行业经验和秘密贡献出来，可以获得封爵的奖励，还可以有官职，有牌坊。
而获得封爵封官的冶钢家族，即便家道中落，以后也可以向朝廷申请从钢铁税收里领取部分作为生活补助，包括读书求学的资助，不至于彻底穷困潦倒。
这些钢坊老板终于大为心动。
毕竟他们赚钱，追求的也不仅仅是挥霍享乐，也是希望以此能获得世人之尊敬礼遇。
既然贡献出行业经验，就能获得官爵，受人尊崇，而且子孙后代的生活也能有保障。
那又何必死守陈腐陋规呢。
于是纷纷表示，朝廷既然有此需要，他们自然义不容辞，加以配合。
钱谦益露出满意的微笑。
他预计这个措施在南直隶试点成功后，可以向全国推广。
谷姶/span很快优质钢铁的产量就会有迅速增长。
水涨船高，在钢铁质量普遍提高的基础上，这些从业者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自然会再设法研究出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来。
对冶钢业的这番鞭策革新初见成效后，钱谦益又对弓弩制作、刀剑矛叉的制作、鸟铳火炮的制作采取类似办法。
意图就是提高质量，扩大产量，确保大明生产的武器质量和数量对敌人都有碾压性的优势。
而江南独步天下的能工巧匠自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原先获取暴利的是制作那些给富人显摆生活品味格调的各种高档用品器具。
而现在能获取暴利的则是各类武器制作。
武器行业其实也可细分成不同档次。
从普通市民都能买得起的大规模制作的普通品，到富人定制的高档品，这期间的价格差距自然是相当巨大的。
普通武器获利关键是薄利多销，想办法在保证一定质量的基础上，尽可能提高生产效率，扩大规模是关键。
而高档品则是不惜工本代价，质量越高越好。
但这两档也不是完全隔绝的。
有些聪明的工匠和商人，在长期制作中，能发现一些巧妙的办法诀窍，让原本属于高档质量的武器生产，也常规化，规模扩大化。
这样的工匠和商人，就能打败竞争对手，获取利益就会更多。
逼得高端品的制造工匠，想出更多提高档次的办法。
对朝廷来说，自然是乐于看见这样的情形发生。
崇祯看到钱谦益的奏疏报告，大感欣慰。
他知道，这意味着大明原本浪费在各种富人花天酒地的财富和人力物力，现在正在源源不断的注入到钢铁冶炼和武器生产领域。
武器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不是停留在一个阶段，而是不停的进步。
江南之地的工匠的水平，岂是建夷那边的工匠所能比肩的。
当然建虏的工匠基本也都是原先辽东汉人工匠。
但辽东比起江南来各方面水平毕竟要落后许多，工匠技艺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大明的机器运转一到上了轨道，武器质量这块对建夷形成碾压性的优势是不成问题的。
新政落实推广后，向北方运送更多的物资，包括粮食、武器等等的紧性也增加了。
钱谦益想到了海运问题。
如果能振兴海运，甚至逐步用海运代替河运，那带来的巨大利益是多方面的。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钱谦益自己心血来潮才想到的。
明代早就有不少大臣提出过应该用海运代替漕河运输。
这其中以弘治时期担任过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一代名臣丘浚的观点最为鲜明。
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论述了海运多方面的好处。
首先是更节省运输经费。
丘浚说，河运比陆运可以减少运费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而海运比陆运可以减少运费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那也就是海运比起河运来至少节约运费一半多。
而且使用海运，南北货物的来往运输，就可以不再受制于运河拥挤堵塞，南北货物更加畅通无阻，必然让国家更加富裕。
用丘浚的原话是：“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
针对质疑海运者渲染的海上风波险恶，容易飘溺失事，造成更大损失。
丘浚用元史中记载的历年海运数据统计论证，海运造成的货物和粮食的损失其实要小于河运的损失。认为海运就会损失更大，只是想当然而已。
更何况海运带来的好处，不仅是粮食和货物运输更畅通，还能通过海运能培养出大量熟练的航海人才，造船人才，也可以让国家拥有一支现成的海上力量。
把熟悉海运的士卒转换成海上作战的军队，也很容易。
丘浚将海运的重要性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他说“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
钱谦益对丘浚的这些议论深有同感。
他把丘浚关于振兴海运的议论附在奏疏里上报朝廷，请求朝廷批准，准许江南从少至多，逐步用海运代替部分漕运。
甚至一些运送往东江镇诸岛，运送往鲜国的物资和军器，可以不再先由河运至北方，再转海运。
而是直接从太仓出发，走海路往北运往东江，这样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对东江镇的支援会更加迅速得力。
等到海运规模扩大到足以取代原先所有河运之时，朝廷也就拥有了一直现成的强大海上力量，拥有了规模可观的航海人才。
以后不仅是南直隶的物资可以通过海运向北向南输送。
包括福建、广东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也都可以直接发船从海路运往北方。
等朝廷海运力量足够壮大，在海上就不必完全依赖于郑芝龙的势力，对郑芝龙也可以更有效的控驭。
而海运规模不断扩大，以后若是大明内地人口过密，也可设法从海上搬运至海外各地。
钱谦益特别说道，他看李之藻和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海外实有大量旷地，尽可安居，如吕宋、马大音、亚来沙、实利百松等大岛固然是如此，更不必说还有南北亚墨利加这等土地肥沃，地广人稀之所。
若是大明发生灾荒，流寇作乱，朝廷有好生之德，尽数诛灭，未免不仁，放而不杀，则这些人已经抢掠成习，乱性已成，又难以安居，反成百姓之累。
若是招安之后，再将此辈放逐至海外旷地，既可保全其生路，又可断绝乱源，还可散播华夏苗裔于海外，别开天地，岂非一举多得。
崇祯朱由检接到钱谦益的报告后，大为激赏。
有些意见看来不必自己这个穿越者多说，这个时代的明人便已经有了类似的想法了。
对这样的主张，不必多说，自然要全力支持。
于是他当即批示钱谦益的意见甚为合理，南方以海运逐步代替漕运之事，就有钱谦益主管。
恰好汪汝淳本身也是在海上经商多年，对海运有经验，就任命汪汝淳为此事提督。
至于原先负责漕运的士兵和税收，自然也不宜让他们失业。
好在河运和海运都和船有关，这些人稍加训练，也能用在海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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