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
第79章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
“娘希匹的，娘希匹的！这帮广东广西的仆街仔桥头阿三！”
刚从汉中乘飞机回到南京的常凯申，看着刚刚收到的电报，气得再度发出宁波风混和广东味的“民国骂”。
他从汉中躲风头没几天，就又急急忙忙地飞回南京，实在是因为常凯申发现，身边的这帮“二五仔”们，如今都在各种蠢蠢欲动，再当缩头乌龟逃避这桩丢脸的事，这群人都要上房揭瓦了。
就在前几天，他用电报喷了办事不利的戴笠一脸口水，又把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叫来训斥了一番，上海和南京的报纸，终于不敢再报什么“匪区见闻”、“黄埔战俘”之类的事了。但是，其他地方的“阴阳人”，却还在对常凯申变着花样背刺。
胡宗南的第一师里，大量的士兵是广东人出身。在得知其全军覆没集体被俘后，广东的陈济棠也不老实了。
就在常凯申从汉中回南京的这两天，搞出了个“社会募捐”活动——活动的名字叫：为深陷匪军之手的“广东儿郎们”捐衣捐药......
向来小气的陈济棠，大方地捐出了一万大洋，而后广东各界“涌跃捐款”。这也就罢了，广西那儿，那群不老实的桂系李白二人，也渗和着捐了一万元，也在南宁那儿，搞了个风风火火的募捐支援中央深陷匪军官兵的活动。
面对着陈济棠这种微笑着一边“讨好”一边打脸的行为，常凯申气得恨不得大手一挥，把全国的部队全调动南下，踏平了这群两广的阴阳人。
这哪里是什么为国募捐啊，是变着法子在宣传他的第一师全军覆没连一根人毛都没回来。在抽他的脸呢！（注：因为西康地区通讯不畅，暂时还不知道还有杀妻张这根独苗带着百余骑跑了。）
常凯申恨恨地道：
“陈济棠那个废物想不出这么阴损花招，这一定白崇禧那个广西佬干的！”
座间剧情：
李宗仁：“健生，我真服你了！为第一师募捐，这么损的主意一定是你想出来的吧？”
白崇禧：“德邻，这回你错了，这主意是伯南自己想出来的”
陈济棠：“嘿嘿.......”(我才不会告诉你们，这是过去在江西时，长年和我做钨砂生意的李润石，发电报替我出的主意。)
李润石：“其实是我这边，一个叫小黄的同志想出来的.......”
小黄：“其实这是21世纪的网友们提供的脑洞.......”
“委座，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真的会军心不稳的！”
而这个时代，常凯申的势力基本盘，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们，也排着队向常凯申游说。
注：刮民党十三太保是指常凯申成立的中华民族复兴社的十三位骨干成员。这十三人为：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这十三人中，胡宗南是地位最高的老大。这十三人中，除了一人外，余者全是黄埔系。
“共匪在逼我，你们这帮混蛋也在逼我！”
看着一个个排队苦求常凯申答应共匪“换人”要求的手下，有一瞬间，常凯申都生出心灰意冷的感觉。
他宁可共匪那边把那两万多的战俘和一百多个黄埔废物全杀了，也是不愿意拿手上的上千名在押共匪和一堆的匪区匪民交换这两师的官兵。
那些废物大兵要多少有多少，被抓的那一百多个黄埔学生又如何？——这帮子只会喝兵血的废物加起来都比不上半个林虎三蒋先云，全死光了他都不会心痛。倒是手上的这些在押共匪虽然又臭又硬，却全是“精英”，一放回去，大“共匪”带小“共匪”，过不了几年，这千多人就能给你带出十万“共匪”出来。
“委座，不能再拖延了，再拖延下去，黄埔军心都会动摇的。”
当心腹智囊杨永泰都过来求情时，“坚挺”了一个月的常凯申长叹一声，闭上了眼。
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画面。
自己立于紫禁之巅，身着九爪金龙袍，手持“斩”字签，脚下不远处，跪着一群头上插牌待斩的共党份子，一个个虎头虎身，只要将这“斩”字签抛出，那群共党份子全都要人头落地。
偏偏这时，对面出了个李润石，赶着一大群猪头猪身的“黄埔生”站在对面，冲着他嘿嘿冷笑。
常凯申怒道：“我不会用一群恶虎换一大群没用的猪！”
话毕，周围冒出无数的猪头猪面之人，跪在常凯申身旁，挽衣拉袖大哭道：“委座，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这些都是你的肱股之臣啊！”
无奈之下.....
“罢了罢了，换吧换吧，再不换，留着这群猪在共匪手里，我会被恶心死的！”
十月十日，也就是松潘-包座战役结束近两个月，以常凯申为首的南
京国民政府，和以李润石为首脑的苏维埃政权，在西安-宝鸡一线开始了双方“内战”八年多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俘虏交换。
这一天，恰好也是武昌起义二十五周年纪念日。
常凯申这方在西安这儿，释放了超过一千五百名共党份子，其中也包括方志敏及南昌超过五百名的红十军战俘，以及上海龙华监狱里大批的地下党干部。除此之外，还有数千名来自苏区，正要被贩卖到各地的妇女。
红军这边，则在宝鸡释放了以胡宗南、伍成仁为首的，第1师、第49师大部分官兵不到两万人——少掉的那六千余人，在过去一个月里已经陆续提前释放，其多是本地人，但其中也有两千多人在这一个月里主动要求加入了工农工军。
俘虏交换日时，无论是宝鸡还是西安，两地都是各国记者云集，拍下无数照片。破罐破摔的常凯申，这时也索性不再躲人，公开承认“剿匪”遭遇了重大挫折。
胡宗南和伍成仁，在被“交换”后的当晚，就被戴上镣铐押到了宪兵部，进行相关的“战败审查”，追究其责任。
好在松潘-包座之战中央军大败的真相，这几个月经过各方的报道，以及提前释放的俘虏们交待的口供，早就被复盘得“清清楚楚”。
结论是：守卫包座的那个团，团长王天元是个超级无能之辈。一开战就被共匪以“偷渡阴平”之法抄了老窝，没开一枪就全军覆没，把无数的弹药连同电台一起资了敌，而电台员密码员更是无耻怕死之鬼......
没错，背锅的就是这位小小的“团长”......至于常凯申一顿微操，把“被薅羊毛"变成了送上“烤全羊”还搭上了整个羊窝的责任，这事没人敢查。
愤怒的常秃子对王天元和电台员密码员这几位勾结李润石进行“电报诈骗”的罪犯，开出了高达十万大洋的人头悬赏——不过除非他能灭掉红军，否则应当是拿不到他们的人头了，因为他们这时已经是“光荣的红军战士”了。
胡宗南和伍成仁，前者被常凯申关了三个月就被释放，然后送到陆军大学去深造——他的“浙江黄埔系”的身份双保险，在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于伍成仁坐了半年牢后，在黄埔同窗的求情下被释放，然后被下放到福建当了个地方保安团团长。
至于“铁军不铁，黄杰不杰”这两位败军旅长，最终的处份结果，也只是降两级，赶到预备和新编部队去担任“补充团”和“新编团”团长。
在这过程中，唯一得到晋升的人，是十月份后，带着近百骑，在西康躲了一个月，然后才狼狈地穿过松潘草地，绕过红军游击区，回到百丈关川军控制区的“杀妻张”。
本来他的百骑在西康无粮无饷无后援差点饿垮，当地土司也是不鸟常委员长的面子，更不鸟他这种丧家之犬，败军之将，但这货仗着一张小白脸，居然勾搭上了土司的女儿，更不惜卖身娶之。
百骑败兵在土司家吃喝一个月养足了膘后，觉得外面的风头过了，这才在土司藏骑兵的帮助下，返回川北，通过百丈关归建。
常凯申闻之，大喜！
大败之后，更需要捧出英雄遮羞！
于是，炮党宣传部门一番神奇操作包装下，明明是“松潘逃兵”的“杀妻张”，硬是被宣传成了“在上万共匪”的包围下血战突围的大英雄.....
然后，他升官了！成为重建的第一师第一旅的旅长。
这个时候，在接回了大部分战俘后，第一师以其为骨架开始重建。只是原有的“黄埔军官”全部被要求再学习方能复岗！经过战败覆灭折腾，其虽然“原地复活”，可是整支军队的精气神早就在包座被抽尽。至于装备，和先前更不能比。
几个月后，陕北战役发生前，张杀妻一枪打死自己的“土司黄脸婆”，事后在全中国妇女协会的声讨声中，靠着一口咬定“老婆是共匪地下党”的理由，免于一死，暂时进了陆军监狱渡假。
一个月后，重建的第一师再次全军覆没.......
但坐牢中的前旅长，后改名张灵甫的张旅长，又一次幸运地“仅以身免”。
埃德加·斯诺先生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这两位美国的“红色记者”，前者在宝鸡，后者在西安，各自手持相机，拍下了双方俘虏交换时的场面。
西安这边，被释放的共党份子，几乎个个衣裳褴缕，削瘦不堪，身体更是又脏又臭，散发着异味，几乎每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到受过酷刑的痕迹。
“他们的衣裳虽然象乞丐般破烂，但是人人都高昂着头，那一双双火热的眼睛清晰地告诉我，他们个个都是骄傲战士！”——史沫特莱
“至于那些被释放的妇女，听说她们全是从被攻陷的所谓匪区里被大批绑走，贩卖的“共匪家属”，但实际上许多人其实都只是平民百姓。事后我悄悄地采访过他们：红军撤走后，那些被攻陷的所谓“匪区”，都遭遇了可怕的大屠杀。
石要过火，草要过刀，人要换种！就是这群所谓的“中央军”喊出来的口号。”
“男人，老人，还有小孩子，被毫不留情的屠杀，很多甚至是以活埋的方式进行的。而妇女在被奸淫过后，再被贩卖到各地的奴隶工厂，要不是这次红军俘虏了大量的中央军士兵要求交换，天知道这些妇女们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
“我见过那位常委员长，也见过他的夫人。他们俩都是看起来相貌堂堂，仪态非凡之辈，也听过他对着国民发表的各种天花乱坠的演讲，他们身上什么都有，但我唯独没有在他们夫妇身上，看到过一点对平民应有的慈悲善念.....”（《史沫特莱回忆录》）
位于南边宝鸡战俘释放处的埃德加.斯诺，看到的却是另一副画面。
斯诺在他后来出版的个人传记《西行漫记》里，记下了这样的场面。
“宝鸡城外，约两万人的队伍，排成几公里的长龙，以相对整齐的姿势等着被释放。除了那些军官外，普通士兵的气色、比半个月前我在俘虏营里看到他们时要好不少。”
“这些士兵都是八月五日到十日这五天里，被中国政府称为“匪军”的红军部队所俘虏。最初被俘时总人数，最高时一度达到三万人——按红军方面的说法，其中五千人是从松番到西水这条运输线上被俘的运粮辎重部队人员，也就是所谓的“运输民工”。在把他们带离川北这处苦寒之地后，红军在支付了工钱后就将这五千人沿途分批释放回家——之所以支付工钱，是因为此次战役，红军把整个西北方面军（指胡宗南部）为战役准备囤积了数月的物资一扫而空，由于要搬运的物资实在太多，所以就临时雇佣了不久前还在为敌军服务的民工。他们不会被视为俘虏，只是被雇佣的平民。”
“到达天水时，被俘中央军战俘还有两万六千人，其中三千是“甘陕当地人”，这些人在两天内就被当场释放。释放时，现场有多名外国记者或传教士帮助清点人头计数，并拍下了相关照片。（其中一名记者是胡宗南的随军英国记者:约翰先生）”
“而余下的这两万三千名战俘，约有一千多人是伤员，他们都是在那五天的战役里被俘的。令人惊讶的是，红军当时居然雇用大量的民夫把他们运出川北，而后更逐渐地聚集到天水地区，集中治疗。这种非常讲人道的做法，赢得了全体被俘人员的好感。我亲自去过红军的战俘营，那里当时是个大工地，大批的战俘正在那儿修建自己的临时住地。只现场只有少数红军在看管，大部分时候，都是战俘们自己管理自己，如果有人要逃跑，其实是很容易的。”
“但是据我所知，根本就没人逃跑。至于原因则让我很惊讶，有一个叫萧白浪的战俘回答我：我们为什么要逃走？在这儿比给常光头（注：红军对常委员长的蔑称）卖命时，吃的要好多了。这个叫萧白浪的士兵告诉我，他当常凯申的兵时，只有打仗前才能吃上饱饭吃得好，而被俘之后，却天天都能吃饱。后来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撕掉了自己军服领章上的青天白日标志，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事后我从红军高层那儿得到数据，大概有两千名中央军的士兵，后来主动要求参加红军。我采访了这些人，询问了他们加入红军的理由，答案都差不多：当俘虏的时候能吃饱，不打骂，尊重人格，而且有病治病，所以就投红军了。”
“我的英国朋友用讽刺的语气对我说，这群士兵被俘一个月后，其实个个比被俘前都胖了一些，原因是他们天天都能吃饱。在“白军”和“红军”两军中都待过的他，评价两军的伙食道：红军的俘虏吃得比第一师的士兵都要好。至于49师那边，换成我们大英帝国，谁敢给士兵吃那种东西，下面早就兵变了。“
“俘虏交换前夜，我进入那些即将被释放的士兵中间，询问他们将来在战场上再次和红军相遇时，他们会怎么做。起初大部分人没有当场答我，但有个年青的士兵小声地私下对我道：长官要求他开枪时，他会朝天打枪，只要战局不利时，他就会在第一时间主动投降......”
“红军并不是白养这些俘虏的，在俘虏营的那段时间，身强力壮的俘虏会被带出去劳作，主要是建设营房，挖水渠，说是为来年的灾涝作准备。不过参与劳作的俘虏可以获得更好的伙食，同时也按劳动量计算工分发给工资。我采访的这个士兵当时靠替红军做工一个月，总共挣到了十个银元。”
“这个士兵后来回归了重建的第一师，几个月后，第一师再次全军覆没。我再看到他时，他已是一名红军战士，而且当上了班长。再次采访他时，他告诉我，他从宝鸡回归中央军时，遭遇了中央军的忠诚审查，审查他的人其实什么也没作，只是把他从红军那儿打工挣到的十个大洋全抢走了。后来红军和白军（原话）再开战时，他就鼓动身边的人，大概有十多人，连人带枪一起“战场起义”，投靠了红军——我后来的认识的中国朋友，在这里给我加了一个批注：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在采访这些红军嘴里的“白军”士兵的过程
中，我还发现一件事：大部分的白军士兵都不识字，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有趣的是，被俘之后，他们反而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原因是红军的政工人员，每天都给他们上政工课，并教授他们初步的文化：学写自己的名字。和“白军”相反，红军士兵中的识字比率高得惊人。为了提高识字速度，他们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在行军背包上贴上字条，上面写字，这样士兵们就可以在行军中沿途识字,这真是一种巧妙的发明。
我采访过红军的首脑李润石——也就是在民国南京政府的报纸上，反复被击毙无数次的那个人，他告诉我他对提高士兵文化的看法。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不可能打胜仗!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的士兵，更不可能有高昂的士气。”
我问过许多红军士兵，你们为何而战？他们答我：为了穷苦人而战，就是这么简单。
在俘虏营里，我经历过两件印象深刻的事。
一件是诉苦大会。让被俘的“白军士兵”上台，讲述自己受过的苦.....往往一场诉苦大会说完后，现场哭声一片。许多白军士兵，就是在诉苦大会过后自己摘掉了衣服上的青天白日标志，变成了红军......
另一件事，却是红军组建一个戏剧团，定时地在俘虏营里演出，我看过其中一场戏，戏的名字叫《白发女》。这场戏也有惊人的效果，往往一场戏演完后，许多看戏的士兵也由白转红。
南京政府指责红军的这种行为是在给他们的被俘士兵洗脑，但是他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天水地区的被俘“白军”，被释放时，已降至两万。那一个月的时间，约有十分一以上的白军变成了“红军”。虽然转化率只有十分之一。但是余下的没有转化过来的人，也斗志全无——在我看来，他们就算回到了中央军，也不可能再对红军造成威胁了。我上面的说的那个先回归中央军，过了几个月后却拉了一个班的“白军”战场起义，主动投靠红军的战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所谓的“匪控区”进行采访时，我意外地遇见了我的老朋友，英国的同行约翰先生，他是八月十日那天，随着第一师全军覆没一起被红军俘虏的。在我来到天水前，他已经跟着红军一起行动了近一个月，拍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照片。我们这些记者当时是急着赶到天水去抢更多的新闻，而他则正相反，是急着离开天水到外面，把手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向外传播——真是太让我嫉妒了。”
“按约翰先生的说法，天水那儿有一家洗相馆，离开那儿时，他已借着那儿的机器提前洗出了不少照片。因为双方过去友好的关系，我有幸提前看到了几日后在各国报纸上登出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给我印象极其深刻。”
“照片上的内容，是成片成片地军队，躺在街道上睡觉，露营的场面。背景是一座座没有门板的居民房。”
“那是在天水南部一处名叫皂郊镇的地方拍的照，我后来特地去了那个地方。当时约翰先生跟着红军主力部队到达那里时已是傍晚。小镇不大，只有百户人家。到达小镇时已是傍晚。当时驻扎进入小镇的红军有好几千人，但这些红军没有扰民。除了花钱向当地居民租借了部分房子供伤员居住外，余下的最多也只是借来门板和稻草，然后就在外面的街道上席地而睡。”
“约翰先生告诉我，他当晚没注意到这事，一直在红军分给他的房子里睡觉。当时屋里还挤着其他房子邻居临时搬来的住户——他们收了红军的钱临时把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禁止强占民房，这是红军的铁律，没有人可以违抗，所以也就有第二天起床时他看到的那一幕。”
“约翰先生告诉我，第二天他一早起床时，看到数千人躺在街道上安静地熟睡，毫无扰民举动的场面，同样也感觉震憾无比，于是就拍下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让他得到了不列颠新闻奖，和我告别时，他用略带恐惧的表情对我说：中国的未来，是属于待在天水的那群人的，大英帝国迟早会被他们从这片土地上赶走。
我也认同他的看法。
我从九月一直待到第二年二月，这才结束了甘陕地区红军控制区的长达近半年的考察，当时我是从北方的延安南下返回西安，准备从那里乘火车返回北平。
当时我穿着当地人的衣服，混在一群要前往南边集镇赶集的中国农民的驮车上，赶车的是一个白发的陕北老农，车上还坐着其他几个人。快到集镇的时候，前面的路口有一队约百余人的红军队伍在跑步操练，由于道路较窄挡住了道路，马车无法通过。于是车夫老农挥着鞭，叫嚷嚷：“让让，让让”。
然后这群身上扛着枪的红军士兵，在道路上三队归为一队，列成一行，让我们的马车从让开的道路上通过。
老农很自然地吆喝着让士兵让路，而士兵们也很自然地为老农让路，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支军队为什么能在一路战斗中走了两万五千里都没有走散，而且还能获得那样伟大的胜利。回到上
海后，我把这段经历告诉我新认识的朋友，也就是前面替我写标注的中国黄，他只对我说了一句: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
我虽然会说中国话，但很多中国特殊的词汇却很难听懂。
中国朋友黄向我解释道：
“珍爱自己的士兵，爱护自己的人民，甚至对敌人的士兵，只要放下武器，没有血债，也好好对待，好好教育，让曾经的敌人自愿变成自己人......这就是王者之师的道。
我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见过所谓的中央军，或者杂牌军，或者地方武装，他们在各地横行霸道，吃饭买东西不给钱是常有的事，然而在南京政府宣传的“人间地狱”般的“匪控区”里考察了半年，这种事我却是一件都没有遇上。
中国人所说的王者之师，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第二卷，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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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希匹的，娘希匹的！这帮广东广西的仆街仔桥头阿三！”
刚从汉中乘飞机回到南京的常凯申，看着刚刚收到的电报，气得再度发出宁波风混和广东味的“民国骂”。
他从汉中躲风头没几天，就又急急忙忙地飞回南京，实在是因为常凯申发现，身边的这帮“二五仔”们，如今都在各种蠢蠢欲动，再当缩头乌龟逃避这桩丢脸的事，这群人都要上房揭瓦了。
就在前几天，他用电报喷了办事不利的戴笠一脸口水，又把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叫来训斥了一番，上海和南京的报纸，终于不敢再报什么“匪区见闻”、“黄埔战俘”之类的事了。但是，其他地方的“阴阳人”，却还在对常凯申变着花样背刺。
胡宗南的第一师里，大量的士兵是广东人出身。在得知其全军覆没集体被俘后，广东的陈济棠也不老实了。
就在常凯申从汉中回南京的这两天，搞出了个“社会募捐”活动——活动的名字叫：为深陷匪军之手的“广东儿郎们”捐衣捐药......
向来小气的陈济棠，大方地捐出了一万大洋，而后广东各界“涌跃捐款”。这也就罢了，广西那儿，那群不老实的桂系李白二人，也渗和着捐了一万元，也在南宁那儿，搞了个风风火火的募捐支援中央深陷匪军官兵的活动。
面对着陈济棠这种微笑着一边“讨好”一边打脸的行为，常凯申气得恨不得大手一挥，把全国的部队全调动南下，踏平了这群两广的阴阳人。
这哪里是什么为国募捐啊，是变着法子在宣传他的第一师全军覆没连一根人毛都没回来。在抽他的脸呢！（注：因为西康地区通讯不畅，暂时还不知道还有杀妻张这根独苗带着百余骑跑了。）
常凯申恨恨地道：
“陈济棠那个废物想不出这么阴损花招，这一定白崇禧那个广西佬干的！”
座间剧情：
李宗仁：“健生，我真服你了！为第一师募捐，这么损的主意一定是你想出来的吧？”
白崇禧：“德邻，这回你错了，这主意是伯南自己想出来的”
陈济棠：“嘿嘿.......”(我才不会告诉你们，这是过去在江西时，长年和我做钨砂生意的李润石，发电报替我出的主意。)
李润石：“其实是我这边，一个叫小黄的同志想出来的.......”
小黄：“其实这是21世纪的网友们提供的脑洞.......”
“委座，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真的会军心不稳的！”
而这个时代，常凯申的势力基本盘，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们，也排着队向常凯申游说。
注：刮民党十三太保是指常凯申成立的中华民族复兴社的十三位骨干成员。这十三人为：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这十三人中，胡宗南是地位最高的老大。这十三人中，除了一人外，余者全是黄埔系。
“共匪在逼我，你们这帮混蛋也在逼我！”
看着一个个排队苦求常凯申答应共匪“换人”要求的手下，有一瞬间，常凯申都生出心灰意冷的感觉。
他宁可共匪那边把那两万多的战俘和一百多个黄埔废物全杀了，也是不愿意拿手上的上千名在押共匪和一堆的匪区匪民交换这两师的官兵。
那些废物大兵要多少有多少，被抓的那一百多个黄埔学生又如何？——这帮子只会喝兵血的废物加起来都比不上半个林虎三蒋先云，全死光了他都不会心痛。倒是手上的这些在押共匪虽然又臭又硬，却全是“精英”，一放回去，大“共匪”带小“共匪”，过不了几年，这千多人就能给你带出十万“共匪”出来。
“委座，不能再拖延了，再拖延下去，黄埔军心都会动摇的。”
当心腹智囊杨永泰都过来求情时，“坚挺”了一个月的常凯申长叹一声，闭上了眼。
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画面。
自己立于紫禁之巅，身着九爪金龙袍，手持“斩”字签，脚下不远处，跪着一群头上插牌待斩的共党份子，一个个虎头虎身，只要将这“斩”字签抛出，那群共党份子全都要人头落地。
偏偏这时，对面出了个李润石，赶着一大群猪头猪身的“黄埔生”站在对面，冲着他嘿嘿冷笑。
常凯申怒道：“我不会用一群恶虎换一大群没用的猪！”
话毕，周围冒出无数的猪头猪面之人，跪在常凯申身旁，挽衣拉袖大哭道：“委座，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这些都是你的肱股之臣啊！”
无奈之下.....
“罢了罢了，换吧换吧，再不换，留着这群猪在共匪手里，我会被恶心死的！”
十月十日，也就是松潘-包座战役结束近两个月，以常凯申为首的南
京国民政府，和以李润石为首脑的苏维埃政权，在西安-宝鸡一线开始了双方“内战”八年多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俘虏交换。
这一天，恰好也是武昌起义二十五周年纪念日。
常凯申这方在西安这儿，释放了超过一千五百名共党份子，其中也包括方志敏及南昌超过五百名的红十军战俘，以及上海龙华监狱里大批的地下党干部。除此之外，还有数千名来自苏区，正要被贩卖到各地的妇女。
红军这边，则在宝鸡释放了以胡宗南、伍成仁为首的，第1师、第49师大部分官兵不到两万人——少掉的那六千余人，在过去一个月里已经陆续提前释放，其多是本地人，但其中也有两千多人在这一个月里主动要求加入了工农工军。
俘虏交换日时，无论是宝鸡还是西安，两地都是各国记者云集，拍下无数照片。破罐破摔的常凯申，这时也索性不再躲人，公开承认“剿匪”遭遇了重大挫折。
胡宗南和伍成仁，在被“交换”后的当晚，就被戴上镣铐押到了宪兵部，进行相关的“战败审查”，追究其责任。
好在松潘-包座之战中央军大败的真相，这几个月经过各方的报道，以及提前释放的俘虏们交待的口供，早就被复盘得“清清楚楚”。
结论是：守卫包座的那个团，团长王天元是个超级无能之辈。一开战就被共匪以“偷渡阴平”之法抄了老窝，没开一枪就全军覆没，把无数的弹药连同电台一起资了敌，而电台员密码员更是无耻怕死之鬼......
没错，背锅的就是这位小小的“团长”......至于常凯申一顿微操，把“被薅羊毛"变成了送上“烤全羊”还搭上了整个羊窝的责任，这事没人敢查。
愤怒的常秃子对王天元和电台员密码员这几位勾结李润石进行“电报诈骗”的罪犯，开出了高达十万大洋的人头悬赏——不过除非他能灭掉红军，否则应当是拿不到他们的人头了，因为他们这时已经是“光荣的红军战士”了。
胡宗南和伍成仁，前者被常凯申关了三个月就被释放，然后送到陆军大学去深造——他的“浙江黄埔系”的身份双保险，在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于伍成仁坐了半年牢后，在黄埔同窗的求情下被释放，然后被下放到福建当了个地方保安团团长。
至于“铁军不铁，黄杰不杰”这两位败军旅长，最终的处份结果，也只是降两级，赶到预备和新编部队去担任“补充团”和“新编团”团长。
在这过程中，唯一得到晋升的人，是十月份后，带着近百骑，在西康躲了一个月，然后才狼狈地穿过松潘草地，绕过红军游击区，回到百丈关川军控制区的“杀妻张”。
本来他的百骑在西康无粮无饷无后援差点饿垮，当地土司也是不鸟常委员长的面子，更不鸟他这种丧家之犬，败军之将，但这货仗着一张小白脸，居然勾搭上了土司的女儿，更不惜卖身娶之。
百骑败兵在土司家吃喝一个月养足了膘后，觉得外面的风头过了，这才在土司藏骑兵的帮助下，返回川北，通过百丈关归建。
常凯申闻之，大喜！
大败之后，更需要捧出英雄遮羞！
于是，炮党宣传部门一番神奇操作包装下，明明是“松潘逃兵”的“杀妻张”，硬是被宣传成了“在上万共匪”的包围下血战突围的大英雄.....
然后，他升官了！成为重建的第一师第一旅的旅长。
这个时候，在接回了大部分战俘后，第一师以其为骨架开始重建。只是原有的“黄埔军官”全部被要求再学习方能复岗！经过战败覆灭折腾，其虽然“原地复活”，可是整支军队的精气神早就在包座被抽尽。至于装备，和先前更不能比。
几个月后，陕北战役发生前，张杀妻一枪打死自己的“土司黄脸婆”，事后在全中国妇女协会的声讨声中，靠着一口咬定“老婆是共匪地下党”的理由，免于一死，暂时进了陆军监狱渡假。
一个月后，重建的第一师再次全军覆没.......
但坐牢中的前旅长，后改名张灵甫的张旅长，又一次幸运地“仅以身免”。
埃德加·斯诺先生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这两位美国的“红色记者”，前者在宝鸡，后者在西安，各自手持相机，拍下了双方俘虏交换时的场面。
西安这边，被释放的共党份子，几乎个个衣裳褴缕，削瘦不堪，身体更是又脏又臭，散发着异味，几乎每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到受过酷刑的痕迹。
“他们的衣裳虽然象乞丐般破烂，但是人人都高昂着头，那一双双火热的眼睛清晰地告诉我，他们个个都是骄傲战士！”——史沫特莱
“至于那些被释放的妇女，听说她们全是从被攻陷的所谓匪区里被大批绑走，贩卖的“共匪家属”，但实际上许多人其实都只是平民百姓。事后我悄悄地采访过他们：红军撤走后，那些被攻陷的所谓“匪区”，都遭遇了可怕的大屠杀。
石要过火，草要过刀，人要换种！就是这群所谓的“中央军”喊出来的口号。”
“男人，老人，还有小孩子，被毫不留情的屠杀，很多甚至是以活埋的方式进行的。而妇女在被奸淫过后，再被贩卖到各地的奴隶工厂，要不是这次红军俘虏了大量的中央军士兵要求交换，天知道这些妇女们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
“我见过那位常委员长，也见过他的夫人。他们俩都是看起来相貌堂堂，仪态非凡之辈，也听过他对着国民发表的各种天花乱坠的演讲，他们身上什么都有，但我唯独没有在他们夫妇身上，看到过一点对平民应有的慈悲善念.....”（《史沫特莱回忆录》）
位于南边宝鸡战俘释放处的埃德加.斯诺，看到的却是另一副画面。
斯诺在他后来出版的个人传记《西行漫记》里，记下了这样的场面。
“宝鸡城外，约两万人的队伍，排成几公里的长龙，以相对整齐的姿势等着被释放。除了那些军官外，普通士兵的气色、比半个月前我在俘虏营里看到他们时要好不少。”
“这些士兵都是八月五日到十日这五天里，被中国政府称为“匪军”的红军部队所俘虏。最初被俘时总人数，最高时一度达到三万人——按红军方面的说法，其中五千人是从松番到西水这条运输线上被俘的运粮辎重部队人员，也就是所谓的“运输民工”。在把他们带离川北这处苦寒之地后，红军在支付了工钱后就将这五千人沿途分批释放回家——之所以支付工钱，是因为此次战役，红军把整个西北方面军（指胡宗南部）为战役准备囤积了数月的物资一扫而空，由于要搬运的物资实在太多，所以就临时雇佣了不久前还在为敌军服务的民工。他们不会被视为俘虏，只是被雇佣的平民。”
“到达天水时，被俘中央军战俘还有两万六千人，其中三千是“甘陕当地人”，这些人在两天内就被当场释放。释放时，现场有多名外国记者或传教士帮助清点人头计数，并拍下了相关照片。（其中一名记者是胡宗南的随军英国记者:约翰先生）”
“而余下的这两万三千名战俘，约有一千多人是伤员，他们都是在那五天的战役里被俘的。令人惊讶的是，红军当时居然雇用大量的民夫把他们运出川北，而后更逐渐地聚集到天水地区，集中治疗。这种非常讲人道的做法，赢得了全体被俘人员的好感。我亲自去过红军的战俘营，那里当时是个大工地，大批的战俘正在那儿修建自己的临时住地。只现场只有少数红军在看管，大部分时候，都是战俘们自己管理自己，如果有人要逃跑，其实是很容易的。”
“但是据我所知，根本就没人逃跑。至于原因则让我很惊讶，有一个叫萧白浪的战俘回答我：我们为什么要逃走？在这儿比给常光头（注：红军对常委员长的蔑称）卖命时，吃的要好多了。这个叫萧白浪的士兵告诉我，他当常凯申的兵时，只有打仗前才能吃上饱饭吃得好，而被俘之后，却天天都能吃饱。后来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撕掉了自己军服领章上的青天白日标志，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事后我从红军高层那儿得到数据，大概有两千名中央军的士兵，后来主动要求参加红军。我采访了这些人，询问了他们加入红军的理由，答案都差不多：当俘虏的时候能吃饱，不打骂，尊重人格，而且有病治病，所以就投红军了。”
“我的英国朋友用讽刺的语气对我说，这群士兵被俘一个月后，其实个个比被俘前都胖了一些，原因是他们天天都能吃饱。在“白军”和“红军”两军中都待过的他，评价两军的伙食道：红军的俘虏吃得比第一师的士兵都要好。至于49师那边，换成我们大英帝国，谁敢给士兵吃那种东西，下面早就兵变了。“
“俘虏交换前夜，我进入那些即将被释放的士兵中间，询问他们将来在战场上再次和红军相遇时，他们会怎么做。起初大部分人没有当场答我，但有个年青的士兵小声地私下对我道：长官要求他开枪时，他会朝天打枪，只要战局不利时，他就会在第一时间主动投降......”
“红军并不是白养这些俘虏的，在俘虏营的那段时间，身强力壮的俘虏会被带出去劳作，主要是建设营房，挖水渠，说是为来年的灾涝作准备。不过参与劳作的俘虏可以获得更好的伙食，同时也按劳动量计算工分发给工资。我采访的这个士兵当时靠替红军做工一个月，总共挣到了十个银元。”
“这个士兵后来回归了重建的第一师，几个月后，第一师再次全军覆没。我再看到他时，他已是一名红军战士，而且当上了班长。再次采访他时，他告诉我，他从宝鸡回归中央军时，遭遇了中央军的忠诚审查，审查他的人其实什么也没作，只是把他从红军那儿打工挣到的十个大洋全抢走了。后来红军和白军（原话）再开战时，他就鼓动身边的人，大概有十多人，连人带枪一起“战场起义”，投靠了红军——我后来的认识的中国朋友，在这里给我加了一个批注：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在采访这些红军嘴里的“白军”士兵的过程
中，我还发现一件事：大部分的白军士兵都不识字，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有趣的是，被俘之后，他们反而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原因是红军的政工人员，每天都给他们上政工课，并教授他们初步的文化：学写自己的名字。和“白军”相反，红军士兵中的识字比率高得惊人。为了提高识字速度，他们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在行军背包上贴上字条，上面写字，这样士兵们就可以在行军中沿途识字,这真是一种巧妙的发明。
我采访过红军的首脑李润石——也就是在民国南京政府的报纸上，反复被击毙无数次的那个人，他告诉我他对提高士兵文化的看法。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不可能打胜仗!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的士兵，更不可能有高昂的士气。”
我问过许多红军士兵，你们为何而战？他们答我：为了穷苦人而战，就是这么简单。
在俘虏营里，我经历过两件印象深刻的事。
一件是诉苦大会。让被俘的“白军士兵”上台，讲述自己受过的苦.....往往一场诉苦大会说完后，现场哭声一片。许多白军士兵，就是在诉苦大会过后自己摘掉了衣服上的青天白日标志，变成了红军......
另一件事，却是红军组建一个戏剧团，定时地在俘虏营里演出，我看过其中一场戏，戏的名字叫《白发女》。这场戏也有惊人的效果，往往一场戏演完后，许多看戏的士兵也由白转红。
南京政府指责红军的这种行为是在给他们的被俘士兵洗脑，但是他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天水地区的被俘“白军”，被释放时，已降至两万。那一个月的时间，约有十分一以上的白军变成了“红军”。虽然转化率只有十分之一。但是余下的没有转化过来的人，也斗志全无——在我看来，他们就算回到了中央军，也不可能再对红军造成威胁了。我上面的说的那个先回归中央军，过了几个月后却拉了一个班的“白军”战场起义，主动投靠红军的战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所谓的“匪控区”进行采访时，我意外地遇见了我的老朋友，英国的同行约翰先生，他是八月十日那天，随着第一师全军覆没一起被红军俘虏的。在我来到天水前，他已经跟着红军一起行动了近一个月，拍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照片。我们这些记者当时是急着赶到天水去抢更多的新闻，而他则正相反，是急着离开天水到外面，把手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向外传播——真是太让我嫉妒了。”
“按约翰先生的说法，天水那儿有一家洗相馆，离开那儿时，他已借着那儿的机器提前洗出了不少照片。因为双方过去友好的关系，我有幸提前看到了几日后在各国报纸上登出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给我印象极其深刻。”
“照片上的内容，是成片成片地军队，躺在街道上睡觉，露营的场面。背景是一座座没有门板的居民房。”
“那是在天水南部一处名叫皂郊镇的地方拍的照，我后来特地去了那个地方。当时约翰先生跟着红军主力部队到达那里时已是傍晚。小镇不大，只有百户人家。到达小镇时已是傍晚。当时驻扎进入小镇的红军有好几千人，但这些红军没有扰民。除了花钱向当地居民租借了部分房子供伤员居住外，余下的最多也只是借来门板和稻草，然后就在外面的街道上席地而睡。”
“约翰先生告诉我，他当晚没注意到这事，一直在红军分给他的房子里睡觉。当时屋里还挤着其他房子邻居临时搬来的住户——他们收了红军的钱临时把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禁止强占民房，这是红军的铁律，没有人可以违抗，所以也就有第二天起床时他看到的那一幕。”
“约翰先生告诉我，第二天他一早起床时，看到数千人躺在街道上安静地熟睡，毫无扰民举动的场面，同样也感觉震憾无比，于是就拍下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让他得到了不列颠新闻奖，和我告别时，他用略带恐惧的表情对我说：中国的未来，是属于待在天水的那群人的，大英帝国迟早会被他们从这片土地上赶走。
我也认同他的看法。
我从九月一直待到第二年二月，这才结束了甘陕地区红军控制区的长达近半年的考察，当时我是从北方的延安南下返回西安，准备从那里乘火车返回北平。
当时我穿着当地人的衣服，混在一群要前往南边集镇赶集的中国农民的驮车上，赶车的是一个白发的陕北老农，车上还坐着其他几个人。快到集镇的时候，前面的路口有一队约百余人的红军队伍在跑步操练，由于道路较窄挡住了道路，马车无法通过。于是车夫老农挥着鞭，叫嚷嚷：“让让，让让”。
然后这群身上扛着枪的红军士兵，在道路上三队归为一队，列成一行，让我们的马车从让开的道路上通过。
老农很自然地吆喝着让士兵让路，而士兵们也很自然地为老农让路，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支军队为什么能在一路战斗中走了两万五千里都没有走散，而且还能获得那样伟大的胜利。回到上
海后，我把这段经历告诉我新认识的朋友，也就是前面替我写标注的中国黄，他只对我说了一句: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
我虽然会说中国话，但很多中国特殊的词汇却很难听懂。
中国朋友黄向我解释道：
“珍爱自己的士兵，爱护自己的人民，甚至对敌人的士兵，只要放下武器，没有血债，也好好对待，好好教育，让曾经的敌人自愿变成自己人......这就是王者之师的道。
我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见过所谓的中央军，或者杂牌军，或者地方武装，他们在各地横行霸道，吃饭买东西不给钱是常有的事，然而在南京政府宣传的“人间地狱”般的“匪控区”里考察了半年，这种事我却是一件都没有遇上。
中国人所说的王者之师，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第二卷，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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