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叛徒_从1935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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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叛徒

  “共产国际的人,居然连这个都送过来了!”

  7月22日下午,当伍豪等人提前告辞离开后,张国焘看着送来的物资之一,心里又惊又喜又疑。

  “共产国际的特派员说这是斯大林同志的意思!红一、红四方面军必须一视同仁。上海的同志拿到了三部大电台,一部归一方面军,一部归四方面军,第三部电台暂时还在上海没有送出。”

  令张国焘惊喜万分的物资,正是下午两点后才送过来的100W大功率电台,和电台过来的,还有一台小型汽油发电机和一小桶汽油。

  “哦!这就对了,毕竟是共产国际,和那帮留苏派的阴人不同,那帮人最爱假传圣旨。幸好这次有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押阵,否则那些留苏派的......”

  张国焘心里骂骂咧咧的,现在却已对那位“喀秋莎”同志感激不尽了。

  100W的电台在中央总部那伙人手中,意味着他们可以随便通过其向苏联“告黑状”。而现在自己也有了一台,双方在讯息交流上就是平等的了。

  一想到今天凌晨那频繁的电台通讯,张国焘就非常地不安。

  他很清楚,自己最近“逼宫”和咄咄逼人的姿态,中央红军的那群人全看出来了。

  这段日子,他和李润石吵得最凶,两人互相拍着桌子对骂是常有的事。他也喷了博古那个书呆子一脸的口水,但是,有一个人在这过程中,却一直强忍着不和他对吵,那人其实才是被他指桑骂愧骂得最凶的,但是他的忍功却让张忌惮万分。

  在得知中央红军得到大电台后,张国焘心中又惊又怕,他怕的就是这一点:那帮人向斯大林告洋状!

  对方有大电台,我没有,那简直就是只能被动地挨告啊!

  “比起这些留苏的阴险小人,还是正宗的共产国际的同志处理公平!”

  张国焘现在突然又觉得,那位喀秋莎同志太顺眼了。她来到红四军后,哪里都不去,就一直窝在医院里给红军看病治病,谁的脸色都不鸟,张国焘现在也觉得,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本色。

  他马上咐吩人好好地“接待”喀秋莎同志,千万不要怠慢了。而后命令电台组马上调试电台,尝试以最快的速度和莫斯科取得联系。

  “告洋状的事,谁不会啊!你们瑞金根据地的见不得光的事,还会少吗?”

  当天晚上,天黑之后,红四军驻地上空,响起了频繁的电台嘀嘀声。

  “张国焘开始发报了!”

  “他一定是在向莫斯科告我们的黑状吧!”

  “哼,他跳得越欢,摔得越惨!”

  “希望苏联的同志,快点拿到他出卖李大钊同志的罪证!”

  中央红军总部这儿,四巨头中听到监听人员的通告,也知道了红四方面军的动向。他们早就猜到,张国焘拿到大电台后一定会疯狂地“告状”的,但只要苏联驻北平办事处的人拿到了那份他1924年被捕和出卖李大钊同志的罪证,光是“叛徒”这个罪名,就足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永不得翻身。

  王稼祥道:

  “润石同志,伍豪同志,大家还是早点休息吧。大家昨晚到现在都没有睡,接下来这几天,是斗争的关键时间。”

  朱老总拿起黄克送来的电脑鼠标,点开其中一个视频,视频里放出的画面,正是李润石的两个孩子在孤儿院里生活的点滴片断。早就知道董牧师悄悄把人送进孤儿院的黄克,也早早地在孤儿院里布置摄像机,拍下了那两个孩子生活的镜头画面。

  “已经看过好几次了,这台电脑很娇贵的!小黄同志说过,未来的六十年里,这台电脑都可以称之为国之重器,拿来存放这个太浪费了!”

  李润石伸过手来,按照黄克教授的方式,“正确”关闭了电脑。

  黄克手中的五台电脑,笔记本只有两台半,余下两台是台式机,所以没有拿出来。另外一台半笔记本电脑,半台是坏掉的,另一台则是太过古老的“老奔3”笔记本,而且是外文的。

  李润石看着电脑屏幕感叹着:

  “想不到未来的科技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几千个人通过所谓的电脑网络,可以象面对面一般的聊天交谈!而且还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脸!”

  目前艾琳娜正在红四军的驻地,黄克也陪她在一起——因为艾琳娜需要他在身边“就近补魔”。而艾琳娜现在还在极用心地替红四军的伤病员诊治,开药,治疗。

  另一边,林虎三和董振堂,这两位一军团,五军团中最能打仗的智将虎将,正率领各自部队里的精锐,分别接收着刚刚拿到的二百条毛瑟1924步枪和二十支花机关枪。

  这批军火是清一色的德国造,正是黄克在上海租界的缴获,现在先被拿出来装备中央红军的直属精锐部队,原因自然不必说。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带过来的补给吗?他们是怎么运过来的!”

  作为红五军的军团长(后改为第5军)董振堂,是不折不扣的虎将,猛将,最擅长打的是苦战和血战。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经过湘江战役,红5军团第34师全军覆没,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受敌人追击身负重伤,被俘后也英勇牺牲。作为红军后卫的红5军团,由两个师1万余人减少到一个师不足5000人。军团长董振堂几天几夜没有休息,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

  1935年5月,在金沙江阻击战中,因缺乏渡船,为掩护兄弟部队过江,军委不得不一再命令第5军团延长撤防日期。从3天3夜,到6天6夜,一直到9天9夜。不足5000人的红5军团,硬是把1万多名敌人,死死地拖在阵地前。董振堂下令:“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没有命令绝不撤离,保证主力安全过江。

  也因为如此,红五军损失惨重,所以在得到黄克这边运来的大批军火后,中央军委的高层二话不说,直接给红五军优先批了装备。

  尽管开始时疑惑如此巨大的装备是如何运过来的,但是很快董振堂的注意力就被新接收的枪枝和弹药吸引住了。

  德国原装步枪,德国原装花机关枪,而且子弹充足到让人想哭的地步。

  待董振堂的部队接收完装备后,朱老总走了过来,以异常严肃的表情地对董振堂道:

  “董振堂同志,这里有一个非常重大的

  任务,需要你和林虎三同志一起去承担!”

  而同一时间

  陈昌浩:“那位喀秋莎同志还没有休息吗?”

  报告的士兵激动地道:“没有,她还在给伤病员看病!而且她把我们送给她的饭菜全让给伤病员了,只肯吃普通士兵的饭菜。真是太了不起了!”

  “这才是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听说那个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各种摆架子装少爷,完全就是个太上皇,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才应当是这样的!”

  张国焘恨恨地继续挑拔道,这段时间和中央红军高层闹矛盾,他也不是没有和那个曾经三人团之一,“李德”打过照面。

  “不过,那个博古只是个被人玩弄的二十多岁的小年青,李德也只是替罪羊,中央红军损失这么大,真正该承担责任的人应当是......”

  “不要再说了,这事我们都心里有数。”

  陈昌浩打断了他,他现在也很忧虑。

  就在几小时前,他和张国焘一起,联手向莫斯科那边告了一堆中央苏区的黑状。

  原因是凌晨那几小时的长时间电报通讯,着实把二人也有些吓怕了。尤其是张国焘,他可以想象出,那个他最忌惮的人一定告了他一堆的状。

  张国焘兵权在手,倒是不怕对方能怎么样。就算共产国际的人要他下台他也不怕——毕竟他经营了这么久,共产国际在红四的影响力已经被压制到最低。但是,对抗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无形的损失非常大。

  最好的结果,当然是莫斯科方面听了他的诉讼后,转变态度和看法。毕竟在此之前,莫斯科发来的指示,都是支持中央红军北上的意见而不是南下。(历史上也是如此,具体通讯方式应当是中央红军这边发给国内的电台,然后国内地再通过其他渠道转给苏联,中间会有不少的时间间隔)

  陈昌浩和张国焘,发了一晚上的电报,除了告洋状外,另一件事,就是不停地向莫斯科解释“南下的必要性”,希望能得到那边的支持。

  两人并不知道的是,斯大林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看他们发过来的关于南进的电报时,只是扫了一眼,然后就不屑地扔到了一边。

  “利欲心熏,完全就是想当然!”

  发出这段评价后,他却捧起了黄克托甫化人送来的那一堆中文资料俄译版又看了一眼。

  那份几万字的中文资料里,有一部分是非常详细地叙述了四川、西藏周边地区的物产、人口、民族、气候等诸多情报,其中也包括了反动派兵力、各地土司、反动军阀对红军的态度,整个四川面前的政治形势分析还有常凯申势力的渗透。甚至还担心斯大林看不明白,还外附一份四川的地形图(民国版的)。

  斯大林稍看了这份文件后,就将其扔给GBU(苏联军事情报局)的专家去解读,除了要其评测两支红军南下“成功”的可行性,还要其对情报的质量进行评估。

  那些军事专家们都一致认为南下的必然失败,,而且极有可能被敌军前后包夹围歼。而对黄克交上来的这份情报的“质量”赞不绝口,称其分析得十分详细,。

  当时斯大林拿着那份文件译本狠狠地摔到桌上,恨恨地对周围的人道:

  “过去的十年里,那帮混蛋如果交上来的东西,有这

  份文件质量的十分之一,中国革命也不至于搞到现在一团槽!”

  当天晚上,得知“斯大林同志心情很不好”后,内部人民委员部的同志,也让正在接受审讯的米夫与王明,开始“很不好过了”。

  而斯大林在对黄克送过来文件质量“赞誉有加”的同时,却拿起张国焘前面的“告洋状”电报,端在手里反复地细读着,时不时地在心里发出阵阵冷笑。

  其在黄克把材料送过来前,他就知道中央红军和红四军的高层,现在正在发生激烈政治矛盾斗争。

  在他看来,张国焘的南下提案电报,多看两眼都是浪费时间。反而是这份告状的电报,大有价值。

  “有反对的意见,很好!”

  “很多谎言,就可以通过对比判断出真假!”

  “就让我看看,过去的十年里,你们打着我旗号,到底都做了些什么烂事!”

  黄克发给他的那份文件里,最要人命的地方,就是国内的留苏派,披着共产国际的虎皮,假传圣旨干的那一件件龌龊事,而且事后还要把黑锅全甩到斯大林头上。

  这才是真正会要了王明命的黑材料!

  比无能更大的罪名是欺骗和隐瞒,而比前二者更致命的罪名,就是污蔑斯大林同志。

  对斯大林来说,此时的中国在他心中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分基地”,要想让他重点观注这里,最好的办法就是“羞辱他”!

  斯大林连着两天这么关注中国的事,就是因为他刚刚知道,自己被人长期地,一次又一次地“欺骗,诬蔑、背锅”.......

  王明和米夫,这回是彻底死定了!

  7月23日晨

  千盼万盼的张国焘,在天亮后,接到了莫斯科发来的专门回电。

  电文里声称,来电已经收到,斯大林同志正在考虑。

  尽管只是短短的一条,但莫斯科方面语气松动的感觉已十分地明显。

  “太好了,那部大电台来得真是及时啊!”

  得到消息的张国焘自然是欣喜若狂。在他看来,一定是昨晚的“揭黑告状”电报发挥了作用。

  “幸好电台是共产国际特派员押送过来的,否则那帮人一定会把电台扣了。”

  他在心里庆幸地想着。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发电报的时候,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国问题专家,正站在电报员身边,电报内容就是他指示发出的。

  7月24日

  更多让张国焘满意的电报从莫斯科发来,这份电报是同时发给张国焘和中央红军的。

  电报的内容里,莫斯科方面不再坚持要求红军北上,而是反过来要求中央红军的人根据实际的情况,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好好商量”。电报的末尾,还很委婉地加了一句:要尊重长期在川鄂地区作战的红四方面军同志的意见,毕竟他们更熟悉四川的情况。

  拿到这份电报后,张国焘简直是狂喜。

  而后,而后他决定全盘推翻原先的北进作战计划,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打算北进过。

  在和中央红军李润石又针尖对麦芒地大吵了一架后,出来和稀泥的伍豪同志,提意召开全体红军扩大会议,让中央、红四两个军团的红军团级以上的干部都参加。

  “民主集中制嘛!”

  伍豪当时说:“大家都上台演讲,上台发表对北进和南下的不同看法,让红军的高级干部们一起参谋判断!”

  张国焘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中央红军的留苏派书呆子们”的最后挣扎。

  时间被定在两天后,即7月26日,在沙窝红四军的总部举行。

  而后也不出他所料,那个心有不甘的伍豪,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在红四军这儿大做活动,不停地找徐帅、余天云、何畏等一堆红四的干部谈话,甚至连许多团级干部都不放过。很显然是想说服他们,而这些被谈话的红四军将领,也很快把谈话的内容反馈到了他那里——他们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支持“张政委”的意见。

  一切尽在掌握!

  只是,张国焘不知道的是,在7月23日上九点的时候,北平某个警察局里,一名资料室的值班警察,悄悄地从资料库里,找出一份封存了超过十年的旧案卷,走到外面某个街头拐角处,然后以一手拿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将其以一百个大洋的“高价”卖给了苏联驻北平大使馆特工人员。

  这份资料袋被拆开,在简单地看过资料的内容后,驻北平的苏联情报人员,在向莫斯科请示后,通过最快地渠道将其送回苏联——48个小时后到达莫斯科,而后早有准备的几位苏联笔迹专家,拿出张国焘在苏联中山大学时的笔录文件,开始鉴定......

  一个小时后,拿到鉴定报告的斯大林同志,愤怒地吼了一声:“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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